聊起周总理的后代,不少人或许会感到诧异,心想周总理一辈子好像没留下孩子,哪儿冒出来的儿子呢?
今天咱们聊聊王戍这个人,他其实并不是周总理的亲骨肉,而是周总理认的干儿子,还是他表姑的侄子。
王戍称呼周总理为表伯。他们头一回见面时,王戍才17岁,那会儿他还在上初中呢。
他很佩服周总理的才智和能力,心里琢磨着要跟着总理上前线打日本鬼子。但总理看他年纪轻轻的,觉得他不该这么着急就去战场上拼命,就对他说,不如先做自己的干儿子,这样就把这个满腔热血的小伙子给劝住了。

【绍兴之行】
1939年春天,周总理和王戍碰面了。
那时候,周总理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里,是个中将副部长。他跑到浙江去搞抗日,路上也经过了绍兴。
周总理老家在绍兴,他这次回去,明面上是去祭拜祖先,但实际上是为了和浙江那边的中共地下组织碰头,安排革命工作。
说到祭祖这事儿,那肯定得回老家,跟一大家子亲戚一块儿去,王戍这个小伙子也在其中。

说起来辈分这事儿,王戍他奶奶周桂珍,那可是周恩来的亲堂姐。虽说王戍跟周总理算不上直系亲属,但他对这位远房表伯的大名,那可是仰慕得不得了,老早就听说了。
大家商量好去祭祖的那天,刚好撞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纪念日。王戍瞅着学校放假的机会,就加入了祭祖的队伍,想着能顺便见一见他心里一直特别尊敬的那位大人物。
祭完祖宗后,大家伙儿又跑到附近转了转。在路上,王戍和周总理多聊了几句,这让他对周总理的学问和品行更加打心底里敬佩。

去大禹陵的路上,我们一行人开始闲聊,说起大禹,真是个有品德的君主,算是中国早期那些好皇帝里的一个。王戍还给我们讲了大禹治水时,三次路过家门都没进去看看的感人故事。
周总理听完之后,他又加了几句,说大禹不光治水有功,在搞农业上也搞得挺好,而且还有过铸造九鼎的大动作。
大禹有个儿子叫启,他干了件大事,就是建立了咱们国家历史上的头一个奴隶制王朝——夏朝。
周总理在讲解时,提到了些王戍不太懂的内容,特别是关于九鼎的事儿,王戍完全是一头雾水。他不太清楚九鼎到底是什么东西。
周总理跟他说,鼎啊,就是古时候人们用来煮东西的大锅。九鼎呢,就是九个这样的大锅,它们代表着咱们国家的九个地方,也就是九州。这个说法其实是在讲大禹治水,他的功劳大得盖过了九州,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。

王戍听完之后,心里头那个佩服啊,直觉得自家这位表伯,知道的东西竟然比老师还要多。
总理特别欣赏王戍那种爱学习、爱提问的精神,就跟他说,自己懂的这些东西也都是从老师那里学到的。只不过呢,因为自己年纪大些,那时候的老师年纪就更大了,所以比起来,知道的东西可能比王戍这个小伙子要多一点。
周总理讲的话既风趣又有道理,大家瞧着他们老少两代其乐融融的模样,全都忍不住乐呵起来。

到了大禹陵那地儿,总理瞅见大禹的雕像旁边墙上还画着九柄斧头,就随口问起旁边的人:“哎,你们说,这九柄斧头代表着啥意思啊?”
一块儿走的这些人当中,有个叫宋山的,大家都管他叫“绍兴活地图”,他也挠挠头说,不太清楚这事儿。
大家正愁没办法的时候,刚才跟总理聊得火热的王戍突然开了口,他琢磨着说:“表伯,你之前不是提到大禹铸了九鼎嘛,九鼎代表着九州。我在想,这九把斧头和九鼎,会不会讲的是同一个意思?”
王戍这人挺会琢磨事儿,他说得没错。九斧和九鼎啊,其实是一码事,都是讲大禹治水,救了大家,功劳大得盖过了九州的故事。

王戍脑子转得快,说话也爽快,这让周总理对他印象深刻,心里头对这个侄子的好感又增加了一些。
旅行结束后,总理亲自在宣纸上给王戍写了几个字,内容是“勇闯钱塘江,夺回杭嘉湖”。
听了那句话,王戍心里头翻涌不停,他拉着老爸王贶甫走到屋外,说要跟着周总理去打日本鬼子。王贶甫一听,挺支持儿子的想法。回到屋里头,他就把儿子的意愿跟周总理说了。

但是,总理瞧着王戍年纪还小,在和他聊天的过程中,也感觉到王戍还有好多学问得在学校里头学呢,所以就对王戍和他爸说,还是先等等吧。
王戍得知这消息后,心里头有点不是滋味。总理见状,就想了个辙来宽慰他,提出要让王戍做自己的干儿子。
王戍和他儿子一听说,立马就点头答应了。王戍走到周总理跟前,连着弯了三次腰表示敬意,还亲切地喊了一声“爹”,周总理一听,这事就算拍板了。

【一别经年】
王戍和周总理见面时间很短,认亲戚的过程也感觉挺匆忙,但他们之间的感情那可是实实在在的。
周总理认亲后,特地给王戍题了新的一句话。王戍的字是慕向,总理就挥笔写下:“扬帆远航,破浪万里!这是给慕向侄儿的题字,周恩来。”
周总理亲自题了字,这下子,“义父义子”的这层关系,想不认都不行了。

周总理日程安排得特别紧,认完亲后,第二天就赶紧离开了绍兴,奔向了浙江那时的临时省会金华。到了那儿,他还得跟国民党浙江省的头儿黄绍竑,私下聊聊重要的事儿。
走之前,他从兜里掏出十块银元,递给王戍,跟他说:“你还小,得好好读书,自己学着过日子。以后有空了就给我写写信。”
后来,总理心里一直惦记着王戍。到了4月5号,他专门挑了一张自己穿军装的照片寄给了王戍。总理清楚,王戍特别崇拜自己,还梦想着能参军打仗。所以,这张照片就是给王戍最大的鼓励。
这张照片背后,总理亲手写了几个字,称王戍为“义儿”,还特地叮嘱他要好好保存这张照片,留作纪念。

真可惜,从那以后,这对干爹干儿子就再也没见过面,绍兴的那次碰头,成了他们这辈子唯一的交集。
王戍没让周总理失望,他一直都很用工读书,后来,在1945年成功考上了上海交大。
王戍通过学习取得了不少成果,心里琢磨着给周总理写封信,说说自己的新收获。不过,信寄出去后,周总理那边却一直没动静,连个回信都没有。

王戍写了好几封信,但他心里明白,不能全怪总理没时间看,毕竟总理还有一堆别的事儿让他操心。
他亲手制定了10条家规,取名叫《给亲友的话》。其中第9条是这样写的:不管在哪种情况下,都别提自己和周恩来的关系,更别拿这事儿去显摆。
总理觉得,王戍现在有他自己的工作岗位,要是他给王戍写回信,说不定就会把他们俩的这层关系给说出去,这样对王戍的前途不好。他可不希望因为自己的原因,把王戍的未来给耽误了。

王戍年轻时对义父的行为感到挺纳闷的,直到后来王贶甫告诉他,总理背后可能藏着那样的用意,他这才算心里头有点明白了,解开了一个疙瘩。
王戍去了学校上班后,做事特别认真,一门心思扑在教学工作上。
早些年,总理就跟他说过,得用心学习。现在,他年纪也跟总理当年差不多了,也能跟年轻人们讲讲读书学习有多重要了。
解放后,王贶甫走上了领导岗位,做过绍兴市的副市长。他有幸去过北京,还见过周总理一回,想必对总理的想法挺有感触的。

就这么着,总理和王戍之间那层义父义子的关系,成了没人知晓的事儿。一直到1978年,绍兴市委的人把在福建工作的王戍给叫了回来,他这隐藏的身份才算是露了出来。
晚年时期,已经86岁高龄的王戍,专门给淮安周总理纪念馆的研究人员秦九凤写了一封信。在信里,他深情回忆了周总理对自己产生的深远影响。
他讲道:“表伯走了三十多个年头了,可他说话的样子、脸上的笑容,还有他那高尚的品格,一直在我心里头。他给我的教导,我也一辈子忘不了。”

【遗憾终生】
了解周总理一生的人,总会为他与邓颖超没有孩子而感到些许惋惜。而王戍的出现,就像是给这份惋惜填上了完美的答案。
总理在世的时候,不少人都挺纳闷,为啥他和夫人没要个孩子呢。不光是他的亲戚,就连很多不认识他们的人也有这样的疑问。
1952年秋天,他和邓颖超到上海去查看工作情况,结果在那里碰到了在华东幼儿园当保育员的表姐龚志茹。龚志茹见面就叹了口气,说:“就是有一点挺遗憾的,你俩到现在还没个孩子呢……”
周总理对他的表姐那是赞不绝口,说她为了工作真是豁出去了,照顾那些小朋友也是尽心尽力,不遗余力。其实啊,周总理自己也是这样,一样地拼命工作,一样地关心别人。

1991年,刘国银从宝岛台湾回到淮安老家探望亲人。他站在快要完工的周恩来纪念馆前,心里挺有感触地说:“周恩来总理一辈子都在为国家为人民操心,他是那种世上少见的清廉官员。可惜啊,他们家没留下后代。”
1995年的时候,住在美国的王纾难在参观完纪念馆心里挺有感触,就特意写了一副对联来纪念总理。对联里头有句话是这样说的:“力挽狂澜,立下千秋大功,一身正气照亮天下。”
说起这事儿,王纾难原本打算用“绝世功勋”来形容,但转念一想,总理没有后代,用“绝”这个字似乎不太合适,得避讳一下。所以,他就换成了听起来稍微弱点的“万世功勋”。

周总理和邓颖超很早就结为夫妻了。
他们年龄相差六岁,结婚那会儿,总理已经27岁了,而邓颖超则是21岁,正值适合生育的好年华。
那时候,周总理成了东征军的总政治头头,得去战场上打仗,邓颖超就只好一个人留在了广州。
那时候,她感觉身子软绵绵的,一点力气都没有。有人逗她说,刚结婚不久,新娘子一个人在家,是不是想新郎啦。
到医院做了个检查,结果发现自己怀上了孩子。但邓颖超对这小生命的降临并没有觉得开心。她刚到广州不久,工作上有一大堆事儿得忙,而且她觉得自己还年轻,不想就这么待在家里照顾孩子。
那个年代,那些热血的革命年轻人,心里装的全都是革命大事,根本不想只在家做个安分的家庭主妇,天天围着孩子转。所以,邓颖超下定了决心,没留下那个孩子。

那时候,做人流手术的技术还没那么先进。邓颖超的妈妈是个中医,她从小就在妈妈身边,学到了不少草药的知识。所以,当她怀上那个孩子时,就自己找了些药,悄悄地把孩子流掉了。
在这段时间里,邓颖超都是自己拿主意,她没跟周总理说怀孕还有堕胎的事儿,那些难熬的日子,她都选择一个人扛着,没跟别人提。
周总理平时性格温和,但这次一听到邓颖超做的决定,心里头不由得有点火了。
他跟邓颖超絮絮叨叨说了好一阵子:“你咋就把生孩子跟革命工作搁对立面去了呢?孩子可不是谁家的私有货,他是国家的,是社会的。你咋就狠心不要他呢?再说了,孩子的事儿咱俩都有份儿,你起码得给我写封信商量商量啊,哪能你这么独断专行,如此草率!”
邓颖超心里明白自己这回做错了,她从没见过周总理如此生气,于是赶紧认错,承认自己确实是考虑不周,行事太过草率了。

那时候,他们俩都还挺年轻,总理没一会儿就宽恕了邓颖超。他俩压根儿没想到,这只是他俩艰难孕育之路的起步。
到了1926年下半年那会儿,邓颖超又怀上了孩子。这次孩子虽然顺利出生,可遗憾的是,没多久就离世了。
生产那会儿,周总理被安排到上海去完成一项秘密工作,邓颖超呢,就只能自个儿挑起所有担子了。
这次真倒霉,孩子体重超出了正常范围,生孩子时医生不得已用了产钳,结果不小心弄伤了孩子的头。
邓颖超瞅着那个命苦的孩子,眼眶一下子就湿润了。
年轻时,她主动放弃了做妈妈的机会。这次,她满心期待着小生命的降临,可命运却又捉弄了她一回。她啥也不能说,只能默默把泪水往心里藏。

1927年,邓颖超刚生完孩子,就赶上了革命局势的大动荡。那时候在广州,国民党军警对共产党人是越查越紧,连在医院生完娃的邓颖超也没躲过这一劫。
着急的时候,她换上了护士装,搭乘一艘运药的德国小船直奔香港,随后又去了上海。

这次旅行真是惊心动魄,邓颖超本来就因为难产吃了不少苦头,这次出行又给她添了不少累。
到了上海后,邓颖超去了趟医院做检查,结果医生告诉她,她的身体已经没法再怀孩子了。
结果就是这样,她为周总理怀的两个娃,一个因为打胎没了,另一个生孩子时也难产死了,从那以后,总理家的血脉就再也没机会传下去了。

总理很早就没了生育孩子的机会,看到后来的王戍,心里肯定五味杂陈。他很在意这个养子的成长,更不想让他因为自己的原因再碰上什么倒霉事。
好在王戍没让总理失望,学业和工作都搞得挺出色。但说到底,他们俩的缘分还是浅了点。
